以下是鲁迅先生关于“他妈的”这一用语的论述原文，节选自《鲁迅全集》中的《论“他妈的！”》：
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，只好瞒和骗，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，由这文艺，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，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。世界日日改变，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，真诚地，深入地，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；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，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！
现在却还是无可奈何。提起笔来，一定得说几句关于“天气”之类的话，仿佛这一天里，在我们中国的天空上，只有晴阴两种，晴之外是阴，阴之外是晴，别无他种天气似的。既是作家，即偏要研究社会上的各种阶级，各种人物，观察，解剖，发见他们的各样性质，各样习惯，各样生活，超于善恶之外，然后加以批判，也正像医师临病人的病状，详加诊察一样，即有所怨，所怒，或加非笑，愤骂，也总不能将他们的病根省略，或者故意改换，弄得不死不死，半死不活的模样。这就是现在的作家的使命！
但是，“带住”。只能如此么？也不能。人有生老病死，有旦夕祸福，在种种不幸之中，这一种不幸，却是可以自己打作折扣的，正无须急于求死。所以不如寻朋友，联合起来，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。你们所多的是生力，遇见深林，可以辟成平地的，遇见旷野，可以栽种树木的，遇见沙漠，可以开掘井泉的。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，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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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，从别一方面看中国，则家族制度和礼教都束缚了人性，每日每时都有对于精神方面的杀人事件。女人大概从小就习于服从和驯顺，以为温和的人是天生的（其实这种人也有的，但很少），强暴的人是意外的（其实这种人是常有的，并不意外）；她们受了这些教训，便不再想到什么抵抗了。男人也一样，从小便受着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和门当户对等等的教育，一到长大，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一种结婚成家的思想。既结了婚，当然就得生儿育女，帮着家族传宗接代；同时，男的成为一家之主，女的便是他附属品。男人得到永久的终身的活财产，死的还有儿子的永久的不动的财产，一直留传到无穷——若碰到一个穷小子做女婿，那就等于卖了一件货物。但除了“传宗接代”以外，还带了财产私有的意思。然而私有制度之下，本来也不止这一个作用，直到近来，由经济科学的发明，才渐渐明白过来。但数千年的积习，却绝不肯轻易退让，总还要保持自己的尊严。这尊严就是掌握人家一家的生命，使男人做事，女人生育，永远做世代的奴隶，自己则高高在上，坐享其成。虽然偶然也有败落，倒好像是因为做官或经商失败，决不是因为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不良。尤其可叹的是我们竟有几千年夸耀这种特殊道德的历史，别国是从来没有的。到满清末年，在西洋文明输入以后，又有“国粹派”出来，鼓吹固有道德的优越，痛斥青年学生的新倾向，可是这时的青年学生，除了一二极端的革命者以外，已经受了民主思想的洗礼，有了觉悟，无论那一方面，都和旧式的生活和感情有些冲突，于是他们就在各方面做起改革来。其中有提倡自由的恋爱，废除买卖婚姻，而攻击贞操论的；也有唾弃列祖列宗，而只崇拜一己的；更有激烈些的，则主张根本打倒“父亲”，而发动幼稚的革命。凡这些，固然自有它本身的意义，一面也含着反抗旧习，即反抗一切传统道德的意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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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如有一位自以为是的先生，向我发问道：“你为什么不骂杀父娶母的舜帝，而专骂我和我的母亲呢？”我初以为他是无聊，后来才想，他大约是怀着怨恨，因为我竟敢对于“国骂”加以分析，而希望再做一篇“祭孔夫子文”，但是我是不做这样的文章的，无论谁也不会做的，因为他已经被新文化和新的学者们放在庙堂之上，与天地日月同庚了。但这也不要紧，只要将我这篇里的主张一看，就知道我所指摘的，倒是还在活着的，杀害了自己母亲的家伙们，不过因为他还没有杀，而且他自己的母亲又还健在，总算没有犯下罪名，安心得住下去就是了。但我憎恶这班人，是不能因此减少的。
自然，上等人也有他们的“妈”，不过高等人却不承认，因为他们觉得一提及，就有失尊严，似乎唯有下等人才配有母亲，和他们这样的高等动物是不相宜的。所以他们也讳言母亲，少谈家庭，倒喜欢摆架子，说空话。但在另一方面，也可见他们究竟是还没有进化，究竟还是带着野兽性质，所以他们有时要把母亲暂时忘掉，去和别人打架，打完之后，又不能不和好，回到母亲的怀里去。这也无须奇怪，因为他们原是常常为了吃饭问题而斗争着的，而他们吃饭又不大讲口味，只要有得吃，就算是很好了。在中国也常见这样的人，须得临时忘却了他和他的母亲，以及一切亲眷，独自另外寻一条活路去，譬如外出，求学，游历，做工之类。这虽然也许是很苦的事情，但在他，却总比在家受压迫好一些，就是饿着肚子也比压迫好些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对于母亲和爱人的区别，也就看得很轻了。一到觉得可以无碍的时候，就又照样的相亲相爱起来，只是不像先前那样出于本心，而是带着一点“手段”的了。
人类有一个大缺点，就是常常要饥饿。为补救这缺点起见，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，在目下的社会里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。第一，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；第二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。可惜我不知道这权力的所在，却只在书上见过这样的话，说是都在人民手里。此外还听见有些人说，在于第三者：一是政府，一是绅士，一是商人，一是工人农民，再往下说，我可就不明白了。然而他们既然都有，为什么连“他妈的”还不准说呢？这是我不解的事。
这篇文章通过探讨“他妈的”这一日常用语，揭示了封建社会的虚伪、残酷和不合理之处，同时也表达了对新时代人们勇敢追求真理、反抗压迫的期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