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水浒传》作者称宋徽宗“至圣至明”，并非对其历史形象的肯定，而是基于以下多重考量：
一、政治语境下的叙事策略
在封建社会，皇权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。作者通过将宋徽宗置于“至圣至明”的道德高位，将社会矛盾的根源归咎于奸臣蒙蔽，而非直接否定皇权本身。例如，书中描写高俅、蔡京等奸臣的腐败行径时，常强调其“欺瞒圣上”，暗示若皇帝英明则天下太平。这种写法既维护了皇权的合法性，又为梁山好汉反抗贪官、而非颠覆朝廷的行动提供了合理性，符合“忠君报国”的传统价值观。
二、艺术创作的平衡与妥协
施耐庵生活在元末明初，需在揭露社会黑暗与规避政治风险间寻找平衡。直接描写昏君可能触犯禁忌，而通过“圣明君主被奸臣蒙蔽”的叙事框架，既能批判官场腐败（如高俅迫害林冲、蔡京贪污赈灾款），又能将矛盾焦点转移至臣子，避免对皇权本身的否定。这种“明君暗臣”的对比手法，既保留了批判深度，又符合当时社会对皇权的普遍认知。
三、对理想君主的投射与隐喻
作者借宋徽宗之口，寄托了对“体恤民情、英明神武”君主的渴望。例如，招安情节中，宋徽宗“体恤”梁山好汉的“忠义”，赋予其合法身份，暗示若君主能识奸除佞、洞悉民苦，社会动荡本可避免。这种理想化描写，实为对现实君主无能的讽刺——当“至圣至明”的君主仍无法阻止奸臣祸国，其“不明”与“无能”便成为社会崩溃的深层原因，形成强烈的反讽效果。
四、传统史书叙事模式的延续
中国古代史书常以“昏君被奸臣所惑”为昏君开脱，以维护皇权神圣性。《水浒传》延续了这一模式，将宋徽宗的“过失”归咎于臣子，保全其“圣明”表象。这种写法既符合读者对历史叙事的认知惯性，又通过“君明臣奸”的对比，强化了对腐败官僚体系的批判力度。
综上，作者称宋徽宗“至圣至明”，是政治策略、艺术妥协与理想寄托的综合体现。这一表述既维护了皇权合法性，又揭露了北宋末年朝政腐败与社会矛盾，为梁山好汉的悲剧命运提供了温和解释，堪称封建时代文学批判的精妙范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