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伯夷论》是王安石的作品，以下是《伯夷论》的原文及翻译：
原文
事有出于千世之前，圣贤辩之甚详而明，然后世不深考之，因以偏见独识，遂以为说，既失其本，而学士大夫共守之不为变者，盖有之矣，伯夷是已。夫伯夷，古之论有孔子、孟子焉，以孔、孟之可信而又辩之反复不一，是愈益可信也。孔子曰：“不念旧恶，求仁而得仁，饿于首阳之下，逸民也。”孟子曰：“伯夷非其君不事，不立恶人之朝，避纣居北海之滨，目不视恶色，不事不肖，百世之师也。”故孔、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，不念以怨，不忍事之，以求其仁，饿而避，不自降辱，以待天下之清，而号为圣人耳。然则司马迁以为武王伐纣，伯夷叩马而谏，天下宗周，而耻之，义不食周粟而为《采薇之歌》，韩子因之，亦为之颂，以为微二子，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，是大不然也。而尤者，伯夷也。尝与太公闻西伯善养老，则欲往归焉。当是之时，欲夷纣者，二人之心岂有异邪？及武王一奋，太公相之，遂出元元于涂炭之中，伯夷乃不与，何哉？盖二老，所谓天下之大老，行年八十余，而春秋固已高矣。自海滨而趋文王之都，计亦数千里之远，文王之兴以至武王之世，岁亦不下十数，岂伯夷欲归西伯而志不遂，乃死于北海邪？抑来而死于道路邪？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？如是而言伯夷，其亦理有不存者也。天下之道二，仁与不仁也。纣之为君，不仁也；武王之为君，仁也。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纣，以待仁而后出。余故曰圣贤辩之甚明，而后世偏见独识者之失其本也。
翻译
有的事情发生在千年之前，古代的圣贤已经对它进行了十分详尽而明确的辨析，但后世的人却不去深入考察，只是凭借着个人的偏见和主观认识，就把它当作正确的说法，既失去了事情的本来面目，而学士大夫又一起墨守陈规不知变通，这样的情况大概是有的，伯夷的事情就是这样。关于伯夷这个人，古代有孔子、孟子等人的论述，根据孔、孟的可信度以及他们对此事的反复辨析，这件事就更加可信了。孔子说：“不记念过去的仇恨，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，饿死在首阳山下，他是逃遁避世的隐士。”孟子说：“伯夷不是他认为好的君主就不去侍奉，不立于恶人的朝廷，他躲避纣王隐居在北海之滨，眼睛不看丑恶的颜色，不侍奉不贤的人，他是百代的楷模。”所以孔、孟都认为伯夷赶上了残暴的纣王，不记恨纣王，不忍心侍奉他，以此寻求仁德，宁愿饿死也不肯苟且偷生，不肯降低自己的志节，来等待天下太平，因此他被尊称为圣人。然而司马迁却认为武王伐纣时，伯夷敲着马进谏，天下归周后，伯夷感到耻辱，坚持道义不吃周的粮食，而做《采薇》这首歌。韩愈沿袭这种说法，也写了篇《伯夷颂》，认为如果没有伯夷叔齐这两个人，乱臣贼子会接连不断地出现于后世。这是非常不正确的。而尤其错误的，是关于伯夷的事情。伯夷曾经与姜太公听说西伯侯善于奉养老人，就打算归附他。在这个时候，想要消灭商纣的心情，他们二人会有什么不同吗？等到武王起事，姜太公辅佐他，于是就把黎民百姓从水火中拯救出来，这时伯夷却没参与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原来伯夷、吕尚都是当时德高望重的人，八十多岁了，年事已高。从海边赶到文王的邦都，算起来也有几千里远，从文王兴起，到武王时代，也要有几十年的时间，难道伯夷想归附西伯侯愿望没等实现，就死在渤海边了吗？或许死在奔赴西伯的道路上了？也许到了文王的邦都却没有等到武王的时代就死了？根据这种说法推论伯夷，这种说法也是不合情理的。天下的政道有两种，仁义的和不仁义的。商纣为王，不仁义；武王为王，仁义。伯夷坚持不侍奉不仁义的商纣而等待仁义的君王，后来出现了仁义的武王，又不侍奉他，那么伯夷是想把自己处于何种境地呢？所以我说：古圣先贤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可是后世人持有偏见靠自己的见识把事情搞得失去本来面目。
《伯夷论》一文，王安石通过对伯夷事迹的辨析，批评了后世学者对古代圣贤言论的误解和偏见，强调了深入考察和客观理解历史的重要性。
